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the Second Meeting of the 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1958年5月5日至5月23日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有正式代表977人、列席代表389人(其中有各省、市、自治区选派的部分县委书记、大城市区委书记、省辖市委书记、企业党委或基层党委书记、军队负责干部）。在大会上发言的共计117人。另外还有140人做了书面发言。中央28个部委提出向中央的报告。

会议继续批评反冒进并做出正式结论，把党内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曾经发生过的意见分歧和争论，错误地归结为“快些好些”和“慢些差些”两种不同指导思想、不同领导方法的斗争。会议还批评了许多比较实事求是、对“大跃进”、高指标持怀疑态度的人是“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说他们举的不是红旗，而是“白旗”。会后，各地普遍开展“拔白旗”和批评“观潮派”“秋后算账派”的斗争，为“大跃进”扫除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障碍。

会议充分肯定已经出现的“大跃进”形势，认为我国正在经历马克思所预言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经济文化事业完全能够以远远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速度发展。会议把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纳入了“大跃进”的轨道。会议提出，将原属国务院各部门管理的企业交给地方经营管理，原由中央掌握的经济方面的管理权限也要向地方下放。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决议》《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决议》，增选了25位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通过了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五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目标，通过了“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会议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做出了一些相应的正确的决定，但会议对我国阶级斗争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等重大问题做了错误的分析，轻率地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阶级斗争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结论，给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次大会前和会议期间，连续不断地批评和指责了1956年“反冒进”的正确主张，使党的民主集中制和中央集体领导遭到损害，党内“左”倾急躁思想随之滋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