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革命的前途》（The Prospects of the Revolution in China）

斯大林1926年11月30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所做的演说。最早载于1926年12月10日《共产国际》杂志第13期（总第71期）。中译文收入《斯大林全集》第8卷。

1926年，中国革命形势急剧发展，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斗争胜利进展，与此同时，统一战线内部，国民党和共产党争夺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形势的发展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要求做出决断，也要求共产国际做出回答。为此，共产国际于1926年11月22日—12月16日召开第七次扩大全会，专门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会上，斯大林针对彼得罗夫、米夫分别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谭平山的两个报告和拉费斯的意见书，在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发表了这一演说。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斯大林指出，中国革命不是俄国1905年革命的翻版，除1905年革命的一般特点外，中国革命还有它自己独有的特点。第一，中国革命既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是把自己的锋芒指向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的民族解放革命。第二，中国大民族资产阶级极端软弱，无法领导革命。第三，苏联的革命经验和帮助对中国无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中国中世纪封建残余的斗争起促进作用。

关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干涉问题，斯大林指出，帝国主义干涉不仅限于“外国军队进入中国境内”，现今帝国主义干涉偏重于采取在附属国组织国内战争的办法，采取资助反革命势力反对革命的办法，采取在精神上和财政上支持其中国走狗反对革命的办法。其根本特点是假他人之手进行干涉。在中国表现为各国帝国主义者给予中国反革命的援助。

关于中国的革命军队问题，斯大林指出提纲低估了国民革命军北伐的重要意义，广州派的北进不是军阀之间争雄称霸的战争，而是中国革命的展开。首先，中国的革命军队是中国工农争取自身解放的极重要的因素。其次，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最后，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特别注意军队工作。第一，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尽力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竭力使军队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范的体现者。第二，中国革命者，包括共产党人在内，应当着手深入研究军事，以便逐渐前进并在革命军队中担任某些领导职务，使中国革命军队循着正确道路向目的地前进。

关于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问题，斯大林驳斥了米夫“中国未来革命政权将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小资产阶级政权”的观点，指出中国未来革命政权与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政权具有本质差别，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政权是帝国主义的政权，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中国革命的政权的性质，大体将类似俄国1905年时的那种政权，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之类的政权，主要将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将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

关于中国的农民问题，斯大林对“何时在中国农村成立农民苏维埃”“是否应该在农村发动革命”“怎样唤起农民参加革命”三个问题做出了回答。首先，斯大林反对“立即在中国农村成立农民苏维埃”。他认为农民苏维埃“只有在中国已处于摧毁旧事物并创造新政权的农民运动最高涨的时期，并且估计到中国工业中心已经冲破堤防而进入成立苏维埃政权的阶段，才组织得成”。其次，关于是否应该发动农村革命的问题。斯大林认为应该要满足农民最切身的要求即土地国有化，使中国农民卷入革命，壮大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再次，怎样唤起农民参加革命，有三条道路：一是成立农民委员会以及革命者加入这种委员会来影响农民。二是通过新的人民革命政权的机关来影响农民。三是通过革命军队来影响农民。

关于中国的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斯大林指出，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应当面向无产阶级，利用目前的有利形势帮助工人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法律地位，使中国无产者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和尊严，从而真正成为革命的领导者。

关于中国的青年问题，斯大林指出青年问题在中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者应该尽力加强青年工作。

文章结尾就中国反帝斗争和农民问题提出几个结论：一是中国共产党不能仅限于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二是必须提出铁路国有化问题；三是把最重要的工厂收归国有；四是为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

该文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农民问题和土地革命的论述是基本正确的，特别是“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著名论断，对中国共产党选择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