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British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30年代初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阐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内容及内部联系，是反映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直接理论来源。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威廉·配第（1623—1687）、亚当·斯密（1723—1790）和大卫·李嘉图（1772—1823）。

这一时期的英国正值资本主义的快速成长期。一方面，英国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新兴的资产阶级亦逐渐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另一方面，社会的经济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仍受着残余的封建制度和流行一时的重农主义、重商主义的束缚。因此，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仍然占据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要领域，从而掩盖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使之没有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样的时代特点，使得为新兴资产阶级服务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一是它批判重农主义，批判重视流通领域和商业资本研究的重商主义；二是凸显生产过程在价值增值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重视生产领域和产业资本的研究；三是对无产阶级在商品经济生产中的作用有积极的肯定和阐述，从而相对客观地揭示了劳动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四是在道德观念和法律规范上，从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这一观念出发阐述经济问题，同时重视商品经济为市场而生产的“利他”性；五是重视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商品经济“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威廉·配第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配第的经济著作主要有《赋税论》（1662年）、《政治算术》（1690年）、《献给英明人士》（1691年）、《爱尔兰政治剖析》（写于1674年、1691年出版）、《货币略论》（写于1682年、1695年出版）等。他在近代最先提出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考察了工资、地租、利息等范畴，并且把地租看作是剩余价值的基本形态。

任何类型的经济行为都需要有与之相应的道德观念和法律规范。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亚当·斯密深知此理。他先阐述《道德情操论》（1759年），后发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原富》）（1776年），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提供了从事经济活动的观念保障和经济法则。当时，“道德情操”表述的是人们做出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道德情操论》阐述了以公民的幸福生活为目标的伦理思想，从人类的情感和同情心出发，讨论了审慎、克己、博爱、正义、仁慈、良心、责任、德性、习惯和效用等一系列概念，提倡“利他”的“利己”主义，进而揭示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基础，以及人的行为应当遵循的一般道德准则。

如果说《道德情操论》论述的是“道德人”的话，那么《国富论》论述的则是“经济人”。《国富论》在经济自由主义学说的基础上，以国民财富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哲学、市场机制理论、自由贸易论、国家的职能等方面全面阐述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发展变化的原因，是第一部系统阐述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巨著。《国富论》批评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财富观。重商主义认为金银即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把拥有金银或货币的多寡作为衡量一国富裕程度的标准；重农主义认为社会财富就是从土地上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农业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国富论》指出财富是一国所生产出来的商品总量，财富的源泉是所有部门的劳动。《国富论》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强调劳动是财富的源泉，认为增加国民财富主要依靠两种方法，即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增加生产工人的人数；阐述了“看不见的手”对于生产要素的调节作用，认为生产要素的流动完全受制于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市场价格机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其收入的基本形式分别是工资、利润和地租。斯密把利润和地租看作是对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一种扣除，即资本家和地主不劳而获的收入。但是，斯密只是把劳动看作是创造财富的手段，而未把劳动贯彻到衡量分配是否公正的领域，从而对劳动者创造财富却不占有财富的社会不公正现象视而不见。因此，斯密并未揭示出资本家和地主不劳而获的所有制根源。

大卫·李嘉图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其主要经济学著作是《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李嘉图建立起一个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经济理论体系，他继承了斯密理论中的科学因素，坚持商品价值由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原理，并且从这个原理出发，研究工资、利润、地租这三种收入之间的关系。他提出决定价值的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不仅有活劳动，还有投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他认为全部价值由劳动产生，并且在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三个阶级之间进行分配：工资是由工人维持自身及其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所决定的，利润是工资以上的余额，而地租则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在这里，李嘉图实质上是把利润看作工人所创造的商品价值在工资以外的部分，把地租看作利润的派生形式，是地主所占有的利润中的一部分，从而揭示了工资与利润的对立、利润与地租的对立，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与对立、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与对立。他和斯密一样，主张经济自由主义，并在斯密自由贸易论、国际贸易论基础上，阐述了比较成本学说。但是，李嘉图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永恒不变的，他只注意经济范畴的数量关系，在方法论上又具有形而上学的缺陷，因而不能在价值规律基础上说明资本与劳动的交换、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等，这两大难题最终导致李嘉图理论体系的解体。

李嘉图理论体系的解体，还与1820年到1830年的大论战以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斗争密不可分。马克思分析了庸俗经济学产生的经济根源 (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阶级根源（阶级斗争）、理论根源(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学说是其外在对立形式而庸俗因素是内在对立形式)和直接现实根源(1830年大论战促成李嘉图体系的解体)，概括了关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必然转化为庸俗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发展规律，指出：“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从而加快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衰落和庸俗化的历史过程”。一派聚集在庸俗经济学辩护论的最浅薄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巴师夏的旗帜下，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其代表人物还有凯里；另一派追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承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力图使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其代表人物还有西尼尔。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来源之一。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在批判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开创性地把理论考察由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斯密已经认识到商品的二因素，提出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李嘉图认识到决定商品价值量的，不是生产商品实际耗费的劳动量，而是社会必要劳动量。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是极不完善和极不彻底的，其未能揭示商品的本质属性，不能区分劳动的二重性，所以回答不了什么劳动创造了价值；不能清楚地说明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内在联系，混淆了价值与生产价格；不懂得价值的实质，只能将价值仅仅理解为解释商品价格的工具。结果，其在价值的质、价值的量、价值的表现形式等重大理论问题上出现混乱和错误。马克思批判性地改造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吸取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劳动价值理论中的积极成果，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立了剩余价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