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运动（"Great Leap Forward" Movement）

为迅速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而发动的一场以高速度为灵魂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也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一次严重挫折。

“大跃进”运动，是在批评反冒进和酝酿、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过程中发动起来的。毛泽东对于1956年反冒进后不再提及“多快好省”的口号不满意，在整风运动中，一些工厂、农村出现的生产迅速增长的情况，使毛泽东更加相信反冒进是错误的。1957年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不但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而且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在经济建设中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

总路线提出后，党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主要标志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和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农业提出“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五年、三年乃至一、二年达到12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工业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要求七年、五年乃至三年内提前实现原定的15年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目标。提出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5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2100万吨，争取达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500亿斤。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三年间，基建投资总额高达1006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积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间平均每年积累率高达391％。同时，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开展“全民大办”，把“大跃进”运动推向了高潮。这就使经济建设中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泛滥开来。

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压低1959年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党的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批判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随后全党展开“反右倾”斗争，使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中断，而党内“左”倾错误更加发展。1960年提出要长期保持“大跃进”，继续要求工农业生产达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1959年上半年压缩指标进行不公正的指责，一味强调要把干劲鼓足，反对右倾。到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才被停止。

毛泽东和党中央发动“大跃进”运动，从主观愿望上来说，力图抓住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的有利于国内和平建设的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上开创一个跨越式发展的局面，是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在“大跃进”发动之初，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拥护这一运动，并且不辞劳苦地为实现“大跃进”而奋斗。但是，这一运动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违反了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必然要付出重大代价。正如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