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作的开展（the Soviet Union’s carrying out of the work of Marxist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在斯大林时期被提到重要位置，成果显著。

第一，重视对研究机构、理论刊物的创办和完善。列宁生前曾直接参与建立社会主义学院，把国内一些著名的和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如波克罗夫斯基、斯科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克鲁普斯卡娅、雷斯涅尔、斯切科诺夫等）集中在自己的周围开展理论研究。在列宁的倡议下，还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和实践研究室，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博物馆，该馆于1921年改建为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研究院。1924年，社会主义学院改名为共产主义学院，并根据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成立了列宁研究院。继列宁之后，斯大林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1931年，联共（布）中央为了把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的工作结合起来，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综合研究，把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和列宁研究院合并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在创建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的同时，联共（布）中央还创办了不少有关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的刊物，如《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社会主义学院通报》《红色文库》《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协会会刊》等，这些刊物成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载体。

第二，加强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遗著的整理出版。早在十月革命前，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就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出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著作可以不受删节地全文公开出版，质量也有很大改进。列宁逝世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的出版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31—1938年，联共（布）中央直属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加紧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发表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其中在1932年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标题，首次发表的马克思写于1844年4—8月间的“巴黎手稿”，引起了广泛关注。1932—1933年，发表了《哥达纲领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恩格斯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1891年），产生了重大影响。1929年至1930年发表了列宁的重要遗著《哲学笔记》，并从多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1933年在纪念马克思逝世50周年时，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文选（两卷集）和许多专题文集，成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出版史上的大事。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和联共（布）中央为该书出版所做的决议，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的出版。1939—1941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第一次以完整的形式，用德文发表了马克思写于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定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941年又出版了《自然辩证法》新版，纠正了1925年版中的错误。20世纪40年代前半期，由于战争影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战后不久，出版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新版本，重印了1941年出版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1947年，分别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内容为1892—1895年恩格斯的书信和以前各卷中遗漏的书信）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内容为《资本论》）。马克思的《编年大事记》、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选集等随后也都陆续出版。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已全部出齐。50年代，又开始出版50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版。35卷本的《列宁全集》第4版也于1946—1950年出版。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研究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开展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的系统研究。这种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活动、主要著作和理论观点的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进展。二是突出了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资本论》的研究。三是使恩格斯的研究相对落后的状况有了较大改变。四是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方面的专家，其代表人物是达·梁赞诺夫和弗·维·阿多拉茨基。梁赞诺夫的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俄国第一部内容较为全面的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传记；他的另一部著作《马克思主义史概论》，系统阐述了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理解。这两部书的缺点是对马克思最后十年间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论述不够，对恩格斯生平中的某些方面阐述得不够正确，特别是对恩格斯在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贡献估计不足。阿多拉茨基在20世纪20—30年代撰写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记，以及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历史的著作，他对列宁的思想，特别是列宁如何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做出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到30—40年代，苏联新一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成长起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