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What Is To Be Done？ —— Burning Questions of Our Movement）

列宁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的理论思考。1901年春天着手准备，秋天开始写作， 1902年2月完成。最初在1901年3月10日的《火星报》第18号登出了该书在斯图加特出版的消息。1903年3月第一次用单行本印刷。在《列宁全集》俄文版第五版中，《怎么办？》这一著作是按1902年版刊印的，并参照1907年版做了校勘。中译文收入《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6卷。

20世纪初，俄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广大群众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意愿强烈，工人的经济罢工与政治罢工紧密交织。此时俄国社会中政治力量非常复杂，自由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为获得革命运动的领导权展开了激烈的较量，纷纷制定并推行自己的纲领和策略。1901年上半年，俄国社会民主党各国外组织如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崩得国外委员会、“社会民主党人”组织、《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国外部等组织和机构进行了协商。在为筹备召开实现统一的代表大会而召开的各组织代表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同意在《火星报》的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团结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和统一社会民主工党各国外组织，并谴责了经济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米勒兰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但是，国外俄国社会民主党人联合会及其刊物《工人事业》杂志在代表会议后却加紧宣传机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火星派和工人事业派的分歧凸显。后者反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反对工人参加政治斗争，主张工人仅进行经济斗争，也被称为“经济派”，他们的主张严重地影响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派面临的迫切任务就是从思想上彻底粉碎经济主义这个障碍，结束社会民主工党各个组织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状态，早日建立起新型无产阶级政党，以便能够领导人民群众争取政治自由、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斗争，为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为此，列宁写了《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一书。1902—1903年，《怎么办？》在俄国各地社会民主工党组织中广为传播。不少人受了它的影响而成为《火星报》的拥护者。该书对于俄国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建立，对于火星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委员会和组织中、以及以后在1903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取得胜利，起了特别重大的作用。

《怎么办？》包括序言、5章22节和结束语，列宁在书中全面论证了建立新型工人阶级政党的思想，从思想上彻底粉碎了经济主义，教育和培养了坚强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

序言阐述了《怎么办？》一书的写作必要性和写作的主要内容。列宁指出，经济主义对于解决《从何着手？》所提出的三个问题采取不同的态度，这三个问题是：社会民主党政治鼓动的性质和主要内容问题，组织任务问题，在各地同时着手建立全俄的战斗组织的计划问题。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两个派别的根本对立引起了关于这三个问题的不同观点。列宁认为有必要就 “批评自由”问题、社会民主党对自发的群众运动的作用问题、工联主义政治和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之间的区别、经济派满意的手工业方式和火星派必须建立的革命军组织之间的区别、建立需要的组织等问题与那些顽固、模糊不清的派别做坚决的斗争。

在该书第一章，列宁揭露了机会主义者所谓“批评自由”的口号的实质和危害性，阐明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意义。针对伯恩施坦关于“社会民主党应当从主张社会革命的政党，变成主张社会改良的民主政党”的主张，列宁指出，“批评自由”的实质就是机会主义派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自由，就是把社会民主党变为主张改良的民主政党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因素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自由。列宁揭露了俄国的经济主义是国际机会主义的变种，指出经济派推崇工人运动中的自发性，把经济斗争看得很重要并对政治斗争做改良主义的解释，贬低社会主义意识的作用，贬低党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使工人阶级在反对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解除武装，经济派成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传导者。列宁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的意义，阐发了恩格斯关于社会民主运动的三种斗争即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理论斗争密不可分的思想，特别强调了理论工作的重大意义。俄国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斗争应当由工人政党来领导，党要走在自发的工人运动的前面，给它指明道路，回答无产阶级碰到的一切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问题。党的力量就在于它具有理论武装。列宁希望工人运动的领袖们要不断地增进各种理论问题的知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在该书第二章，列宁分析了工人运动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相互关系问题。列宁指出，当前运动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醒，而它的弱点在于作为领导者的革命家缺乏自觉性和首创精神。《工人事业》同《火星报》和《曙光》杂志论战时反驳这一观点，而把意见分歧归结为对自发因素和自觉的有计划因素的不同估计，并指出轻视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因素或自发因素的意义。列宁赞同这一观点，认为这种意见分歧说明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之间当前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意见分歧的全部实质，自觉性和自发性的关系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列宁批判了经济派崇拜自发性，针对“社会主义意识可以自发地从工人运动本身产生并自发地在工人阶级中传播，反对给工人阶级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机会主义观点，提出了著名的“灌输论”。指出社会主义学说不是自发地产生的，而是从学识丰富的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产生出来的。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力量只能产生出工联主义意识。工人的社会主义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而要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就必须同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因为工人运动没有同社会主义意识结合之前，它无力抵抗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通过学校、教会、报纸、文学艺术以及其他思想影响的渠道来压抑工人的意识，力图从精神上奴役工人。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在20世纪初期的迫切任务就在于，引导工人运动走上反对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的政治斗争的道路，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工人运动。

在该书第三章，列宁阐述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经济形式和政治形式的相互关系问题。列宁揭露了经济派所谓“政治鼓动应当服从于经济鼓动”“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的言论的实质，是把社会民主主义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政治，是争取经济改良。经济斗争是工人为争取得到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为改善工人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而向厂主进行的集体斗争。因此，“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就等于力争用“立法和行政措施”来实现这些职业的要求，在这一职业范围内改善劳动条件，掩盖了那种把社会民主主义的政治降低为工联主义的政治，争取经济改良的传统意图。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领导工人阶级斗争不仅是要争取出卖劳动力的有利条件，而且是要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社会民主党代表工人阶级是指工人阶级同现代社会的各个阶级，同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关系。因此，社会民主党人不能局限于经济斗争，不能把组织经济方面的揭露当作主要活动。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通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所以社会民主党应当积极地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发展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通过对专制制度进行全面政治揭露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积极性，使争取改良的局部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整个革命斗争。社会民主党有责任对专制制度进行全面政治揭露，完成发展工人政治意识的任务；利用压迫的具体表现进行鼓动，并且把哲学表现揭露出来。

列宁阐述了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的革命联盟的思想，指出工人阶级应该作为争取政治自由的先进战士去领导一般民主运动，但也不要隐瞒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工人阶级政党应该把俄国全体人民反对专制制度的民主斗争同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斗争结合起来，到居民的一切阶层中进行革命的宣传和鼓动，从政治上揭露专制制度，揭露沙皇俄国的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加深、扩大和加强政治揭露和政治鼓动，只有把这种全民的揭露工作组织起来的党，才能成为革命力量的先锋队。

在该书第四章，列宁论证了建立一个统一的集中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要性。列宁彻底批判了经济派迷恋组织工作中的手工业方式、反对建立革命家组织的机会主义观点。列宁指出，作为整个运动所固有的病症的手工业方式，同俄国社会民主党派别之一的“经济主义”是有联系的。首先，这个手工业方式缺乏实际修养，不善于做组织工作；其次，手工业方式的整个革命工作规模狭小，在狭小的工作基础上不能形成良好的革命家组织；最后，手工业者崇拜自发性，企图为手工业方式的狭隘性辩护，这种企图说明手工业方式同“经济主义”有联系，只有摆脱一般“经济主义”观点，才能摆脱组织工作的狭隘性。机会主义者和“革命主义者”都屈服于盛行的手工业方式，不了解社会民主党的首要的最迫切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一些卓越的活动家的小组是能够胜任最切实最实际的政治任务的，他们能够得到革命阶级的支持和响应。无产阶级的自发斗争需要坚强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真正的“阶级斗争”。革命家的组织和工人组织是不一样的，前者应当首先包括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即社会民主党人革命家；而工人组织应当是广泛的、秘密性不强的职业组织。

列宁认为，俄国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全俄的集中的组织，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而由全体人民的真正政治领袖领导的组织。其必要性在于：任何革命运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者组织，就不能持久；自发地卷入斗争、构成运动的基础和参加到运动中来的群众愈广泛，这种组织也就愈迫切需要，也就愈巩固；这种组织的构成主要应当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愈减少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减少到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同政治警察做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这种组织也就会愈难被“捕捉”；工人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中能够参加这个运动并且在运动中积极工作的人数也就会愈多。

列宁还强调建党应该从创办全俄政治报纸入手，把工作重心稍稍转移到全俄工作上去，既加强联系的牢固性，又加强地方工作的稳定性。

在该书第五章，列宁论述了建党计划。首先，列宁指出，只有利用全俄报纸才可以培植强有力的政治组织。党内各个委员会以及其他组织都在从事真正的事业，都认为这是“制定出一定的组织计划，以便能够从各方面着手建立组织”的一种尝试。其次，列宁指出，建党计划的提出符合时代要求，创办全俄政治报能够使革命组织不断发展扩大。最后，社会民主党主张围绕全俄报纸来建立组织的计划，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社会民主党的战斗组织所必需的灵活性，即能够立刻适应各种各样迅速变化的斗争条件；只有利用全俄政治报的集合作用和组织作用，才能把各地工人运动协调和统一起来，推动人们沿着多条革命道路不断前进。

列宁还阐明了社会民主党组织活动的基本内容。包括对实际生活的各方面的分析、深入广大群众并在全俄范围内统一进行的政治鼓动工作以及必须拥有一个经常出版的全俄报纸。列宁指出，“全俄政治报计划”不是脱离实际工作的产物，而是一个从各方面立刻开始准备起义，同时又丝毫不忘记自己日常的迫切工作的最切实的计划。

列宁还提出党的组织和领导人的组成等问题。党应当是由少数领导人（主要是职业革命家）和广泛的地方组织网组成的。党的核心应当由有修养、有才干、有经验和经过考验的职业革命家组成。战斗的革命政党需要有坚强的有威信的领导。如果没有一个富有天才、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的集体，在现代社会中就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在该书结束语部分，列宁对“怎么办？”这个问题做了回答：结束思想上的分歧和组织上的混乱，建立一个坚强而团结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

《怎么办？》系统批判了经济派的机会主义观点及其思想根源，阐述了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原则和计划，强调了理论斗争的意义，把革命理论对工人运动和工人政党的指导作用提到新的高度，并对党的组织和党的领袖应具备的条件做了深入阐述，从而奠定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