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笔记》（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 of Karl Marx）

亦称《民族学笔记》《古代社会史笔记》。马克思阅读人类学著作时进行研究和摘录形成的五个笔记的合称。写于1879—1882年期间。1972年由美国人类学专家劳伦斯·克拉德以《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为名出版。其中四本笔记的中译文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5卷，另一本笔记收入《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1987年第1～4期。1996年，人民出版社以《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为名出版单行本。

19世纪70年代以前，关于人类起源等方面的材料和实证研究还比较少。19世纪70年代以后，大量实证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先后问世。在此情况下，为进一步研究人类早期社会，马克思先后阅读马·柯瓦列夫斯基《古代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和约翰·菲尔爵士《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等著作，摘录形成了《人类学笔记》。《人类学笔记》内容涉及亚、非、美洲各国的历史、现实与发展前途等问题，主要内容有：第一，完善了两种生产理论。在晚年之前，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解读的主要切入点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而通过对古代社会和史前社会的分析，马克思认为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生活资料生产一样，也有特定的作用，二者在人类发展历史上是密不可分、共同发挥作用的，只是它们在不同历史阶段起着相对主导的作用。在原始社会，越往前追溯，基于血缘关系的人类自身再生产越起基础作用。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资料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大并最终成为历史发展中的决定力量。两种生产理论的完善奠定了研究和剖析史前社会历史以及一切不发达社会形态的方法论基础，是对唯物史观的重大发展。第二，发展了社会结构理论。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经典表述中对社会结构进行了解读，但当时更多强调的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物质基础，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政治和观念的上层建筑。当然，这一社会结构理论虽具有真理性，但以其为分析架构来剖析史前社会和东方社会却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在两种生产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氏族本质、家庭演化、国家起源等史前社会和东方社会特殊性结构构成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社会结构理论，使其能够合理地解释一切社会形态，从而更为准确地回答了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第三，对农村公社的性质和非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前景的科学判断。马克思在认同柯瓦列夫斯基发现的“存在着公社土地占有制并且同时产生了私人土地所有制的痕迹”的基础上找到了农村公社与原始公社的本质区别，从而提出了俄国农村公社固有的两重性，“一方面，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联系，使公社基础稳固，同时，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那种与较原始的公社条件不相容的个性获得发展”。这种两重性既是农村公社存在和发展的源泉，同时也有可能成为农村公社逐渐解体的根源。以此为根据，马克思又研究了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内部结构问题并指出了这些国家社会发展的特殊道路。尤其是马克思深入分析了俄国当时所处的特殊社会历史环境，指出了“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的可能性。但俄国农村公社固有的二重性使这种可能性必须要建立在俄国革命的基础之上，这种革命不但可以使农村公社成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而且促使俄国农村公社所有制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人类学笔记》是马克思晚年理论探索的重要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内容上来看，它对于两种社会生产、社会结构、国家学说等问题的研究极大地完善和发展了唯物史观；从方法论上来看，它蕴含的实证分析与逻辑推理相统一、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历史研究方法和思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来看，它科学解构了东方社会的性质和结构，突破了“欧洲中心论”，为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