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a road of encircling cities with rural areas and seizing of power by armed forces）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所做出的一个伟大的创造。毛泽东提出的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特征的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基本内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主要斗争形式是发动革命战争。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从广州出发，发动了推翻封建军阀统治的北伐战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蜕变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国民党在南京建立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首先要在国民党统治力量较薄弱的农村，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建立人民军队，开展农村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将落后的农村建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在长期的农村斗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人逐步锻炼、积累和发展革命力量，削弱敌人的力量，改变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形势，最后攻占中心城市，夺取全国政权和全国革命的胜利。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的理论，是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它是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做坚决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后在井冈山地区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10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论证了当时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指出由于中国的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了各派新旧军阀之间的矛盾以至连续不断的战争，因而“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1929年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主力到赣南、闽西，发展红军，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赣东北、湘鄂西、鄂豫皖以及其他农村革命根据地也都在不断粉碎国民党军进攻中站住了脚，获得了初步发展。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深刻地论述了在中国建立红色政权的重大意义，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的因素。显然，这实际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要以乡村斗争为中心的思想。为此，要求实施“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总结土地革命时期“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系统地阐明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理论。毛泽东指出，武装夺取政权，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但在条件不同的国家内实行这一革命原则的道路是不一致的。在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武装起义和战争，并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在内无人民民主，外无国家独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广大农村则是他们统治的薄弱环节。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运用这一理论，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等敌后区域，领导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创建了19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控制了广大的乡村地区，使其成了坚持民族抗战的战略基地。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采取“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策略，在东北地区建立了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西北、华北、华东和华中等地也先后发展了广大解放区，成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基点。1949年3月，全国革命接近胜利，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宣布：从1927年开始的党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的时期已经完结，现在进入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

实践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理论不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揭示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将革命引向胜利，而且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