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战争》（Guerrilla Warfare）

列宁阐述马克思主义者对游击战争的态度的短文。写于1906年9月30日，载于1906年9月30日《无产者报》第5号。中译文收入《列宁全集》第二版增订版第14卷。

1905年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虽然被沙皇政府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革命武装斗争仍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吸取了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的有关经验，采用游击战术和沙皇政府展开斗争，这引起了布尔什维克党和孟什维克的关注，孟什维克极力反对进行武装斗争，否定游击战争的作用，妄图扼杀这种新的斗争形式。为了总结游击战争的经验，批判对游击战争的错误观点，加强党对游击斗争的领导，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列宁总结了十二月武装起义和以后群众斗争的经验，写了这篇军事论文。

全文共四章。列宁全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者对游击战争的态度，强调对游击战争要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列宁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者在考虑斗争形式时应当遵循的两个原则。一是马克思主义同一切原始形式的社会主义不同，它不把运动限于某一种固定的斗争形式，反对任何抽象公式、任何学理主义的方法。它要求细心对待进行中的群众斗争，因为群众斗争随着运动的发展，随着群众觉悟的提高，随着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加剧，会产生愈来愈新和

愈来愈多的防御和攻击的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绝不拒绝任何斗争形式。二是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要历史地考察斗争形式的问题。

在经济演进的各个不同时期，由于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等条件各不相同，也就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首位，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

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做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

列宁根据这两个原则，论述了社会民主党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情况下对罢工和街垒斗争的不同态度。19世纪70年代，社会民主党不承认总罢工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但是，社会民主党现在完全承认群众性的政治罢工是一种在一定条件下必要的斗争手段。社会民主党承认过19世纪40年代的街垒斗争，后来又根据19世纪末的一定情况把它否定了，而现在有了莫斯科的经验以后，又表示完全愿意修改这种否定街垒斗争的观点。

列宁主要论述了游击斗争产生的政治背景。他首先回顾了俄国革命斗争形式的历史演变和沙皇政府对俄国革命所采取的镇压措施。列宁主要指出武装斗争是由个别人和一小群人进行的，其中一部分人参加了革命组织，一部分人没有参加任何革命组织。要区分武装斗争两种不同的目的：一是要刺杀个别人物；二是要没收政府的和私人的钱财。这种武装斗争形式只是在1906年十二月起义以后，才广泛地发展和流行起来。引起这种斗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发生武装斗争时期的政治危机尖锐，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的贫困、饥饿和失业的加剧。

列宁批判了社会上对游击斗争的指责并纠正了党内对游击斗争的偏见。针对社会上认为游击斗争是无政府主义、布朗基主义、旧时的恐怖手段，是脱离群众的个人行动，这种行动会使工人风纪败坏，使广大居民同工人疏远，危害革命的观点，列宁指出，游击斗争这种新的武装斗争不仅同经济危机尖锐化有联系，而且同政治危机尖锐化有联系；旧时的俄国恐怖主义是知识分子密谋家所干的事情；现在的游击斗争通常是由工人战斗队员或者就是失业工人进行的，把游击战争同起义环境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的方法才是科学的。党内有人认为，游击活动破坏了群众运动，导致风纪败坏。列宁认为这纯属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说法，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他以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人运动受到破坏的事实来证明游击斗争只是当前历史时期的产物，游击斗争的产生在于起义的条件，是群众运动事实上已经达到起义地步，以及国内战争中“两大战役”间的一段较长的间隔时期内不可避免的一种斗争形式。列宁指出，运动受到破坏，并不是由于游击活动，而是由于党软弱无力，不善于掌握这种活动。使风纪败坏的，不是游击战争，而是游击行动缺乏组织性，缺乏秩序，缺乏党性。

列宁还论述了游击斗争和其他革命斗争的关系。列宁指出，在国内战争时代，无产阶级政党的理想就是要成为战斗的党。无产阶级的政党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把游击战争当作唯一的斗争手段，这种手段应当服从于其他的斗争手段，应当配合主要的斗争手段；应当经过社会主义的教育影响和组织影响变成一种高尚的手段，社会民主党在不同的时期要采用不同的手段，并且要为此规定严格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条件。

列宁分析了俄国革命的特点，提出要加强党对斗争的领导。列宁指出，俄国革命的特点是斗争形式繁多，随着斗争的尖锐化，他们日益组织起来，采取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形式和间隔时期内发生的小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社会民主党应该提出自己的任务，建立能够在大战役中和小冲突中领导群众的组织，培养和训练自己的组织；在阶级斗争已经尖锐到发生国内战争的这个时期，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不仅应当参加这场国内战争，而且应当在这场国内战争中起领导作用。

这一短文肯定游击战争形式的灵活性，强调党对游击战争的领导，对中国革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