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达纲领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

亦称《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马克思深刻揭露和批判拉萨尔机会主义、论述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著作。写于1875年4月至5月初间，马克思生前并未发表。1891年，为了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科学的行动纲领，恩格斯不顾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导人的反对，将这一著作公开发表在德国党内的理论刊物《新时代》第1卷第18期上，并写了一篇序言，同时发表的还有与这一著作直接相关的马克思1875年5月5日致威廉·白拉克的信。《哥达纲领批判》最早由熊得山译成中文，1922年发表在北京《今日》杂志第1卷第4号（马克思特号）上；1925年上海解放丛书社出版了李春蕃（柯伯年）的中译本；1939年延安解放社出版了何思敬、徐冰的中译本。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出版社还分别在1965年、1992年、1997年和2015年出版了单行本。现中译文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9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

19世纪60—70年代，德国工人运动中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派:一派是1863年5月23日在莱比锡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即拉萨尔派，它是指导德国工人运动的政治组织，由拉萨尔任主席；另一派是于1869年8月建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爱森纳赫派，其领导人主要有威廉·李卜克内西和奥古斯特·倍倍尔。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在一系列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存在着原则分歧。爱森纳赫派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普鲁士的统治等，拉萨尔派与之相反，主张通过普选权和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走和平过渡的“国家社会主义”道路，并轻视农民的地位和作用，反对工农联盟，宣扬“铁的工资规律”，为资产阶级剥削辩护。1871年，德国在普法战争中实现了国家统一，统一后的客观形势要求德国工人运动应该有统一的领导，因此两派克服分裂、实现联合的必要性日益突出。1875年，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经过谈判最终拟定合并的纲领草案——《德国工人党纲领》。在制定统一的新党纲时，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没有利用自己相对拉萨尔派的有利地位，尤其是该派领导人李卜克内西没有听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劝告，因而在合并基础、合并条件等问题上放弃了自己的原则。为了做到切实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清算拉萨尔主义的错误思想，使爱森纳赫派认清革命形势，马克思于1875年4—5月间抱病写下这篇著作，并于同年5月5日，将著作连同附信寄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之一威廉·白拉克，并请他转给爱森纳赫派的其他领导人阅读。《哥达纲领批判》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内容。主要包括：

第一，系统批判了拉萨尔关于“劳动”和“公平分配”的错误观点。（1）从经济方面分析其观点的错误性质（它回避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问题。所谓“公平”和“平等”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马克思坚决否定了“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观点。他提出：“一个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才能生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是生产的物质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即劳动资料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所垄断（地产的垄断甚至是资本垄断的基础）。而人民大众所有的只是生产的人身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么自然就产生现在这样的消费资料的分配方式。这就验证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经济基础决定了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因此，在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及劳动产品归资产者所有，所谓的“公平的分配”“平等的权利”只是些空话。如果生产的物质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方式。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围绕着分配兜圈子。（2）说明在未来社会里，社会总产品的分配也是“有折有扣”的。马克思根据对扩大再生产过程的理论分析指出，社会生产创造的价值在分配给劳动者个人之前，理应扣除如下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用来补偿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第二部分是用来继续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部分是用来应付无法预料的突发情况的后备基金。剩下的部分还需要扣除的是：因组织生产而产生的管理费用；用于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为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公共基金。这样，所谓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在预留了必要的扣除后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有折有扣”的了。（3）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对于分配问题，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社会形态，它的形成和发展不是盲目的，而是依据一定客观规律的。对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他预计到其发展过程中要经历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由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这个社会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原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剥削已经被消灭，在分配领域，每个劳动者按照劳动贡献的大小，向社会领取相应的报酬。人们遵循着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分配原则。从这一点来看，每一个人应该享有的权利是平等的。但是，由于客观上每个人所具有的天赋和工作能力等等存在差异，而不可能完全相同；又由于各人的家庭负担等都不一样，因此在劳动成果相同，并由此在社会消费品分配中所获得份额相同的条件下，劳动者之间在分配上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人们享有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的影响。社会主义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由此将导致劳动者富裕程度上的差别。受社会发展条件的制约，这种差别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将客观存在。（4）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分配。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况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的分配特征做了预见性的判断，从而为高级阶段和第一阶段的区分做了界限上的划定。

第二，马克思对拉萨尔“铁的工资规律”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他认为，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是凭空捏造出来的，它的理论基础是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它没有触及“雇佣劳动制度”这一无产阶级贫困的真正根源。

第三，马克思批判了拉萨尔“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等谬论。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要想指望通过获得“国家的帮助”，实现“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进而不通过革命而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这只能是一种幻想。

第四，马克思对《哥达纲领（草案）》中关于“自由国家”的反科学观点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深刻揭露了资产阶级国家虚伪和带有欺骗性的本质。马克思指出，“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现存的“各种国家形式”无不对“国家的自由”进行了限制。处于“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并且都无一例外地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对于未来的国家制度，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哥达纲领批判》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具有突出的地位，它全面系统地批判了拉萨尔主义的错误理论，厘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本质区别，进而对未来社会从制度、发展阶段以及分配等方面做了原则构想。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发展来看，这篇著作在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发挥了更为广泛的理论和现实影响力，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它所蕴含的精髓一直是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提高理论素养、增强理论辨析能力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