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左”倾教条主义（Wang Ming’s "Left" dogmatism）

193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支持下，通过对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王明进入中央政治局，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共中央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历时4年之久。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从主观愿望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把苏联的经验绝对化，机械地照搬照抄，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其错误主要表现为：（1）

在革命性质和统一战线问题上，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反帝反封建与反资产阶级并列，将民族资产阶级视为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一味排斥和打击中间势力。（2）

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继续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将准备城市工人的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作为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任务；指令根据地的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策略”，配合攻打中心城市。（3）

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提出坚决打击富农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在军事斗争问题上，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4）

在党内斗争和组织问题上，推行宗派主义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尤其是搞肃反斗争严重扩大化，使大批领导干部和战士遭到杀害。同前两次“左”倾错误相比，这次“左”倾错误“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其在根据地的最大的恶果，就是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遭到失败，不得不退出南方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长征。这一严重错误致使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几乎损失了100%。

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期，中国共产党内屡次出现严重“左”倾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八七会议后党内一直存在着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得到认真清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错误干预和瞎指挥外，主要原因在于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不足，理论素养不高，实践经验也很缺乏，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即党还不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