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倾关门主义（"Left" closeddoorism）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前，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对待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的错误倾向。其错误主要表现在：
（1）
在革命任务问题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如执行“左”的土地革命路线，低估农民反封建斗争的决定作用；错误地反对所谓“农民的资本主义”和所谓“富农路线”，实行消灭富农经济及其他过“左”的经济政策、劳动政策，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要兵不要官的兵运工作和过“左”的肃反政策等，而使革命势力被孤立，使红军运动受挫折。
（2）
在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未能正确认识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没有看到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集团内部的分化，没有料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1935年华北事变和1936年西安事变后起的变化。
（3）
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即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低估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反对所谓“枪杆子主义”和所谓“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主张在城市准备武装起义；主张阵地战，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错误地强调所谓“正规化”，而反对红军的所谓“游击主义”。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提出所谓“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所谓“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的错误口号等。
（4）
在进攻和防御的策略上，严重脱离实际。如在红军运动方面，把包围革命根据地的敌人描写为“十分动摇”“恐慌万状”“最后死亡”“加速崩溃”“总崩溃”等等。否认南方和北方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错误地反对所谓“北方落后论”，要求在北方乡村中普遍地建立红色政权；否认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不平衡，错误地反对所谓“罗明路线”；拒绝利用进攻红军的各个军阀之间的矛盾，拒绝同愿意停止进攻红军的军队达成妥协。在白区工作方面，拒绝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组织庞大的没有掩护的党的机关和各种脱离广大群众的第二党式的所谓赤色群众团体，经常无条件地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课、罢市、罢操、罢岗、游行示威以至武装暴动等行动。
（5）
在组织上，形成脱离党外群众的宗派主义（不把党当作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人民群众意志的集中者）
和脱离党内群众的宗派主义（不使党内一部分人的局部利益服从全党利益，不把党的领导机关当作全党意志的集中者）
。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做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同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相结合的，则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宗派主义者不把老干部看作党的宝贵的资本，不给新干部以正确的教育，而是轻率地提拔一切同他们气味相投的、只知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缺乏工作经验、不联系群众的新干部和外来干部，来代替中央和地方的老干部。
“左”倾关门主义给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这一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同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毛泽东指出，关门主义的策略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致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