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问题的提法》（Concerning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Question）

斯大林论述民族问题的文章。最早载于1921年5月8日《真理报》第98号。中译文收入《斯大林全集》第5卷。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俄国面临的民族问题十分复杂。第二国际、第二半国际（国际社会党工人联盟）、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的政党、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对民族问题的提法多种多样。这些提法与共产党对民族问题的提法有着本质的区别，严重干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点和民族理论的传播，影响了共产党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为了肃清修正主义和机会主义各种错误民族观点的影响，斯大林写了《论民族问题的提法》一文。

斯大林在文中论述了共产党人对民族问题提法的四个要点，与对民族问题的各种错误理解划清了界限。

第一，作为局部的民族问题和作为整体的殖民地解放的总问题融合起来了。第二国际的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者”，通常都把民族问题限于欧洲的一小部分。那些遭受最粗暴、最残酷的民族压迫的千百万亚洲和非洲人民他们都不放在眼里，不敢把黑种人和白种人、不文明的黑人和文明的爱尔兰人、落后的印度人和有教养的波兰人相提并论，割裂了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的联系。斯大林指出，作为局部的民族问题和作为整体的殖民地问题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把落后的殖民地斗争和先进的无产阶级斗争联合起来，才能战胜帝国主义。

第二，各民族和殖民地有国家分离权，有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这一明确的口号代替了含糊不清的民族自决权口号。首先，这一口号的优点在于：一是消减了某一民族劳动者怀疑另一民族劳动者有掠夺意图的任何根据，从而为相互信任和自愿联合打下基础；二是摘下帝国主义一面虚伪地谈论自决，一面却力图使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顺从自己并把它们强留在自己的帝国主义国家范围内的假面具，从而加强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解放斗争。其次，批判第二国际活动家谈自治权时通常不提国家分离权，至多把自治权解释为一般自治权，尤其是第二国际活动家史普林格尔、鲍威尔和考茨基把自治权变成欧洲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自治权，把政治、经济权利拱手让给帝国主义，撇开不谈国家分离权问题。其含糊不清的民族自决口号就是使民族自决权从民族解放、民族权利平等的工具变成驯服各民族的工具，变成使各民族顺从帝国主义的工具，与民族解放、国家分离权实质背道而驰。

第三，民族殖民地问题同资本政权、推翻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之间的有机联系的揭示。首先，斯大林批判第二国际在民族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如认为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运用改良的办法可以解决民族问题，或者认为不解决民族问题，无产阶级革命也能实现，或者认为不推翻资本政权、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前，也可以解决民族问题等。其次，斯大林指出，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问题同摆脱资本政权问题分不开；帝国主义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奴役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就不能生存；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不推翻资本政权就不能获得解放；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和殖民地不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就无法巩固无产阶级的胜利。最后，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一起反对帝国主义政权和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有保证。

第四，给民族问题加进了新的要素：各民族在事实上的平等。这是建立各民族劳动群众之间兄弟合作的条件之一。首先，斯大林批判第二国际只限于宣布“民族权利平等”，至多也不过是要求实现这种权利平等，“各民族在事实上的平等”与空喊“民族权利平等”的口号有本质的不同。其次，先进民族要帮助和协助落后民族提高文化水平和经济水平，从“民族权利平等”转向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具体措施如下：（1）研究落后民族和部族的经济状况、生活习惯和文化；（2）发展他们的文化；（3）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4）把他们逐步地无痛苦地引向高级的经济形式；（5）建立落后民族劳动者和先进民族劳动者之间的经济合作。

斯大林在《论民族问题的提法》一文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点，系统地论述了共产党人对民族问题的提法的四个要点，批判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和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该文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