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抗争（February Struggles）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四人帮”进行的面对面的公开斗争。1967年2月前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局委员陈毅、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李富春、余秋里、谷牧等，对“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与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张春桥等人进行的面对面的公开斗争。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尤其是1967年1月上海“一月夺权”以后，给党和国家造成的混乱和灾难，使党内一批老干部开始反思、抵制和抗争。1967年1月19日和20日，在中央军委扩大的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坚决不同意部队搞“四大”。叶剑英、徐向前痛斥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想要搞乱军队，绝不会有好结果，被称为大闹京西宾馆事件。同年2月11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有部分党政军的领导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严厉斥责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搞乱党、搞乱政府、搞乱军队，以及建立上海公社，任意变更国家体制的行为。2月16日继续在怀仁堂召开碰头会，双方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应不应该都打倒，军队要不要稳定等重大原则问题，斗争达到白热化，谭震林、陈毅、李先念表示要和江青等人抗争到底，这就是“大闹怀仁堂”事件。事后，由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等的抢先汇报，毛泽东不能容忍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在政治局会议上严厉责难抗争的老同志。二月抗争被中央文革小组诬为“二月逆流”，在全国掀起“反击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从此，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完全取代了政治局，混乱的局势更加恶化。后来，毛泽东对“二月逆流”的看法逐渐有所改变，肯定老同志们所进行的斗争是“阳谋”，“没有什么秘密”，认为这场斗争的性质是老同志们反对打倒一切。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为“二月逆流”彻底平反。

“二月抗争”体现了党内大批老干部在党和国家危急关头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的大无畏品质，揭开了党内抵制和反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