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陈取消派（Trotskyite Chen Duxiu Liquidationist Clique）

亦称“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即“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是从中国共产党中分化出的中国托洛茨基派别组织，是托洛茨基主义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合流的产物。

1928年12月，从苏联归国的托派分子梁干乔等人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托派组织“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1929年4月因出版《我们的话》周刊，被称为“我们的话派”。1929年5月，陈独秀、彭述之等人逐步形成一个拥护托洛茨基的反党小集团，同年9月成立了所谓“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后因出版刊物《无产者》，被称为“无产者派”。1930年初，刘仁静、王凡西等人成立所谓“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因出版刊物《十月》，被称为“十月派”。1930年2月，赵济等人又成立了另一个托派组织，出版刊物《战斗》，被称为“战斗社派”。这几个托派组织，虽然人数都不多，但都争当托派正统，相互斗争不已。后在托洛茨基直接干预下，由陈独秀主持，1931年5月在上海召开“统一大会”，成立了“统一”的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选出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陈亦谋、王凡西等九人组成中央委员会，以陈独秀为总书记，出版机关刊物为《火花》。中国托派的纲领，实际是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观点的翻版。他们否定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认为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是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社会，封建势力已经成为残余；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而是无产阶级同整个资产阶级(包括富农）的矛盾。他们认为中国革命形势是一直“向下落”，反对建立红军、开展农村武装斗争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认为离开城市工运这个中心到农村去搞农民运动，会导致党的蜕化。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只能进行以“国民会议”为中心的合法运动，等待将来再去进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次革命的这种主张，实际上是取消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国托派统一大会召开后不久，中委成员大部分被国民党当局逮捕。陈独秀又拼凑了一个“临委”。1932年10月，“临委”又全部被捕，托派陷入瘫痪。以后，刘仁静、彭述之、王凡西等托派分子和小组织虽有活动，但已影响不大。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以后，中国托派基本上瓦解，少数托派分子逃往港澳与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