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对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the discussion on major theoretical issues in the Soviet Union）

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是苏联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年代。社会主义建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提出了迫切要求，而苏联理论战线的现状不能适应这种要求，为此，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要求必须迅速地扭转这种局面。在德波林学派与机械论者的争论结束不久，苏联哲学界又开始了一场新的争论。这场争论，直接由斯大林于1929年12月27日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的演说引起。斯大林在题为《论苏联土地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演说中，批评了理论工作落后于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情况。他要求理论家们根据新的实践，对新经济政策问题、阶级问题、建设速度问题、党的政策问题，“都应该有新的提法”，以摆脱理论工作与实际工作脱节的落后状况。斯大林的演说在苏联理论家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各个科学研究机构都组织了专门的讨论和对理论脱离实际倾向的批判。这些批判和讨论推动和深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

第一，对德波林学派忽视列宁主义哲学的倾向进行了批判。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以米丁、拉里采维奇和尤金为代表的哲学家们，揭露了以德波林为领导的理论界特别是哲学界存在着理论落后于实践的状况。他们提出，在“大转变”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面临的任务是深入地研究列宁的哲学遗产。以批判德波林学派为实际内容的这场哲学大辩论，反映了哲学工作必须联系实际、联系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迫切要求。通过辩论，不仅使当时流传的错误观点得到了揭露和批判，使理论脱离实际的局面开始有所扭转，而且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列宁主义阶段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这就为以后进一步研究列宁的哲学遗产奠定了基础。

第二，对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相对落后的情况进行了批评。历史唯物主义是革命胜利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相对落后的方面，也是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所批评的哲学战线上理论工作落后于实际工作的主要表现之一。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响应联共（布）中央的号召，加强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针对德波林学派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仅仅是社会方法论的错误观点，苏联多数哲学家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既是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一般理论，又是关于社会研究的方法论，其研究对象是整个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此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若干范畴及其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例如在社会经济形态、亚细亚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以及科学与生产力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上，都取得了不少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第三，对文艺理论与文艺方法问题展开了讨论。20世纪20年代以来，关于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与文艺方法问题，曾发生过几次讨论，主要集中在几个问题上：一是关于无产阶级文艺的本质问题。讨论中批评了托洛茨基否认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的观点，使广大作家、批评家提高了对无产阶级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增强了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共产主义精神武装自己的自觉性。二是关于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当时苏联有一批专家和文艺批评家热衷于探讨文艺形式问题，提出了“艺术是形式的艺术”“艺术永远是脱离生活而自由的”“艺术是一种游戏”等一系列形式主义的观点。针对这种情况，布哈林着重阐述了文艺内容与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在两者关系的处理上，重形式而轻内容或重内容而轻形式的观点都是片面的。但内容同形式相比较，内容是决定性的方面，是内容决定形式，而不是相反。离开社会实际和社会关系去研究文艺形式、风格、结构等是没有出路的。三是关于文艺的政治倾向、党性的问题。有的艺术家认为文艺是不受意识形态控制的，实际上否定了党性在艺术家创作活动中的指导作用。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等人，针对岗位派作家的这种观点，一方面强调要努力在意识形态科学和生活的所有领域中确立无产阶级特有的立场，另一方面也肯定了文化事业的独特性以及由此决定的文化政策上的特殊性，主张在文学批评中采取与理性的批判相适应的综合方法，这为纠正在理解和执行布尔什维克党的文艺政策方面出现的偏差，奠定了理论基础。四是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和创作方法的确立，是苏联文艺界这一时期学习和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思想和文艺理论的重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重要标志。通过讨论，多数作家和艺术家逐步地做到了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思想和文艺理论武装自己，对苏联文学艺术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第四，对史学研究脱离实际的倾向进行了批评。针对苏联历史学界在俄国和苏联历史、联共（布）党史、革命史方面的研究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情况，联共（布）中央决心采取措施从根本上改变历史学的落后局面。首先，开展了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讨论，这种讨论围绕着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展开。在讨论中，批评了各种错误观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和30年代初期，苏联史学界（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哲学界和经济学界）进行了一场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这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关于历史学与社会学关系问题讨论的继续，仍属于历史学方法论问题的讨论。通过讨论，大多数历史学家们趋于否定社会经济形态演变过程中的所谓“亚细亚”阶段，从而使苏联史学家们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观点，在“五种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基础上统一了起来。其次，对历史教学工作进行了整顿，以及对波克罗夫斯基的史学理论展开了批判。1931年9月5日，联共（布）中央做出《关于小学和中学的决定》，将中学里的历史课恢复为独立科目。1934年5月16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联合做出了《关于苏联各学校讲授本国历史的决定》，要求给学生提供明确而具体的史料，引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理解历史。在斯大林的亲自过问和具体指导下，1936年1月26日，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又一次联合做出关于历史学教科书编写问题的决定，同时开展了对波克罗夫斯基的公开批判，以消除苏联史学界存在着的非社会主义倾向、主观主义倾向以及“流于抽象化和公式化”的倾向。批判的积极成果是使苏联历史科学实现了向新阶段的转变，历史教学开始走上了正轨。历史学家们经过这场批判运动，逐步克服了前一段存在的某些缺点，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显得更加成熟，一批年轻的历史学家成长起来，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苏联史和世界史上的重大问题方面取得了不小成绩。

这些批评和讨论存在的问题是，对持不同意见的对方无根据地进行政治上的指责，把理论上的问题直接同反党倾向联系起来，这种对待学术问题的简单粗暴的方式，对今后正常的学术讨论造成了危害。争论结束后，苏联哲学界曾一度出现了极端化和片面性的弊病，过多地注意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具体问题和满足于对具体方针的解释，而忽视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深入探讨；也一度出现了否认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的作用，否认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中的作用的倾向。这种情况严重地妨碍了学术的健康发展。

第五，重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特别是在1941—1945年的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从思想理论上批判了法西斯主义。包括揭露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经济以及阶级实质，批判他们仇视人类的意识形态，揭露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等反动思想与尼采的唯意志论哲学、新黑格尔主义、马尔萨斯主义、施本格勒学说等唯心主义理论的血缘关系。同时，弘扬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充分阐述社会主义的力量源泉和道义因素的巨大作用，用以教育红军指战员和全体劳动群众，有力地动员和鼓舞了苏联人民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