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派（Economists）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伯恩施坦主义在俄国的主要追随者，国际上的机会主义在俄国的变种。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康·米·塔赫塔廖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科娃、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等。经济派的主要刊物包括国内的《工人思想报》（1897—1902年）和国外的《工人事业》杂志（1899—1902年）。

经济派打着“批评自由”的幌子，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企图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列宁指出，经济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在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反映，是伯恩施坦主义在俄国的变种，经济派鼓吹的所谓“批评自由”，就是把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因素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自由。经济派“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宣传社会矛盾缓和论，硬说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荒谬的思想，主张把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缩小为狭隘的工联主义运动”。耐人寻味的是，鼓吹“批评自由”的经济派其实非常害怕公开、害怕批评。经济派憎恶一切理论上的争论、派别的分歧，攻击马克思主义是“正统的教条主义”“学理主义者的虚构”“夸大思想体系的作用”。列宁指出，经济派提出的所谓反对思想僵化等响亮词句，只不过是用来掩饰对理论思想发展的冷淡和无能；臭名远扬的“批评自由”，并不是用一种理论来代替另一种理论，而是自由地抛弃任何完整的和周密的理论，是折中主义和无原则性。列宁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为了进一步说明理论的意义，列宁印证了恩格斯的观点：社会民主党的伟大斗争包括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理论斗争三种形式。列宁强调，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种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恰恰导致运动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

经济派的基本政治倾向是，让工人去做经济斗争，而让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去同自由派结合起来做政治斗争。经济派鼓吹经济斗争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工人运动的使命就是改善经济状况，座右铭是“为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鼓吹“政治始终是顺从于经济的”，宣扬“每个卢布工资增加一戈比，要比任何社会主义和任何政治都更加实惠和可贵”。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由于力求时刻牢记政治理想而模糊了运动的经济基础”，认为工人应当首先获得“经济力量”，然后才能考虑政治革命。列宁指出，经济派的实质在于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降低为工联主义运动。根据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这一点，绝不应当做出经济斗争具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因此，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必须“使争取改良的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

经济派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否定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意识的必要性，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认为社会民主党人不应当领导群众运动，而要跟在群众运动后面当群众的尾巴。在当时俄国的复杂斗争环境中，经济派的主张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从而沦为资产阶级政治附庸的危险。列宁强调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因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它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列宁指出，经济派的基本错误就在于崇拜自发性，不了解群众的自发性要求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表现出巨大的自觉性。

俄国经济派产生的根源：第一，国际上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在俄国影响很大；第二，俄国国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影响很广，其社会基础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害怕“过火”的工人运动会损害其既得利益。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议书》中尖锐地批判了经济派的纲领，指出经济派企图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割裂开来，是一种最拙劣、最可悲的背弃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无产阶级应该努力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党的主要目的应该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来组织社会主义社会。《火星报》在同经济派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列宁的《怎么办？》一书，对于从思想上彻底粉碎经济派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