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On the Right Deviations Withi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
斯大林1929年4月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演说。全文约68万字。收入《斯大林全集》第12卷。
1925年12月，联共（布）十四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推动了苏联工业的迅速发展，而苏联工业的迅速发展，同落后的农业之间的矛盾日趋突出。当时的苏联农业以小农经济为主，生产率低，商品率更低，无法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1927年底和1928年初还发生了“粮食收购危机”。这就严重阻碍了整个经济，特别是工业化的进程。为解决工农业经济失衡的矛盾，1927年12月联共（布）十五大通过了关于农业集体化的决议。但是，由于党内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理解不同，随后在如何克服粮食收购危机、如何加速实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等问题上分歧严重，于是在核心领导层内发生了斯大林同布哈林之间的争论。
斯大林认为，由于农村阶级斗争加剧、富农暗中破坏，也由于集体农庄发展缓慢，造成粮食收购下降，因此，党应该把同富农做斗争列为农村工作的重点，采取超出新经济政策框架的“非常措施”，如在全国范围内，向主要产粮区派出征粮队，对不肯按国家规定价格把余粮卖给国家的“富农和投机者”，根据法律条款没收其全部剩余粮食。同时斯大林号召从速开展农业集体化运动，以克服粮食收购危机，加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布哈林等人反对斯大林的上述观点和措施。他们认为，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在于政府机构工作的失误，主张根据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通过提高粮食收购价格，更快地发展轻工业来解决矛盾和问题。他们强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作为党的经济政策的基本依据，其作用尚未充分发挥，而斯大林的上述观点和措施脱离了新经济政策，造成了过火的行为。应通过批评这种过火行为，放弃非常措施和行政手段，用经济手段即通过竞争来排挤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在工业化问题上，布哈林等人赞成迅速实现工业化，但认为必须同时发展农业，否则工业化计划要遭到失败。他们批评斯大林通过向农民征收“额外税”积累资金来高速实现工业化的政策，认为斯大林以过渡时期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观点为依据，用行政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的做法，破坏了列宁倡导的“工农结合”的方针，是一种奇怪的理论。
在1929年1月列宁逝世五周年纪念会上，布哈林在题为《列宁的政治遗嘱》的报告中强调，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重心已从政治斗争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的思想，指明了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特殊形式。布哈林认为，尽管在实践中还可能出现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期，但列宁关于社会发展的性质的结论非常正确，不能违背。这些观点意在批评斯大林偏离了列宁的思想理论原则。
1929年4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公开点名批判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宣布他们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集团。这次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决定撤销布哈林在《真理报》和共产国际的领导职务。
斯大林在演说中首先指出党内的分歧是路线的分歧，认为当时党内存在两条路线：一条是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是革命的、列宁的路线；一条是布哈林集团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斯大林接着指出这两条路线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同资本主义国家内发生的阶级变动有关，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由此就产生了苏联国内加紧同党内的右倾分子和对右倾的调和态度做斗争的任务，而布哈林集团看不到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阶级变动，不了解党的新任务，因此逃避困难，妥协退让，放弃阵地。斯大林指出，布哈林认为共产国际内部的反右倾斗争是“瓦解”共产国际、“毁灭”共产国际，而事实恰恰相反，这种反右倾政策是巩固共产国际、清除共产国际中的机会主义者，使共产国际各支部布尔什维克化，帮助各国共产党准备工人阶级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战斗。
在谈到对内政策分歧时，斯大林认为“布哈林集团不幸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还过着旧生活，他们看不见这个新时期的特点，不了解采取新的斗争方式的必要性。由此就产生了他们的盲目症，张皇失措，在困难面前惊惶不安”。同时指出布哈林的五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布哈林的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它是接近于讲坛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流派，19世纪后半期产生于德国，在大学讲坛上打着社会主义的幌子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理论的。第二个错误是“他对阶级斗争尖锐化问题，对资本主义分子加紧反抗苏维埃政权的社会主义政策问题采取了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斯大林认为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会麻痹工人阶级，破坏苏联革命力量的动员准备，为资本主义分子进攻苏维埃政权提供便利。第三个错误是“忘记了农村中的社会集团，在他的视野中富农和贫农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有清一色的中农群众”。第四个错误是“只看见新经济政策的一个方面，即反对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其目的是保证私人贸易的一定自由，但却没有看到第二个方面：反对私人贸易完全自由，其目的是保证国家对市场起调节作用”。第五个错误是“他在城乡之间的‘剪刀差’问题即所谓‘贡款’问题上对党的路线进行了机会主义的歪曲”。
在谈到关于工业发展速度和城乡结合的新形式问题时，斯大林指出“实际分歧的一切线索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布哈林认为要降低工业发展速度，主张“发展个体农民经济是改造农业的钥匙”，而斯大林认为“布哈林的方案是降低工业的发展速度和破坏结合的新形式的方案”，而高速度发展的工业才是农业发展的基础。
演说中斯大林还批驳了李可夫忘记了苏维埃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这个真正的中心思想和不了解集体农庄与个体经济的差别这两个错误。同时批评了布哈林三人集团的派别活动，指出反右倾斗争是党的决定性任务之一。
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的这场争论的实质是他们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理解的不同。前者是在分析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基础上，超越新经济政策的框架，提出的加速实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计划；后者则是在新经济政策的框架内提出实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计划。最后，由于斯大林路线的胜利,终止了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开始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