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Talk with Students of the Sun Yatsen University）
斯大林1927年5月13日对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论述中国革命问题的谈话。1927年被辑入《中国革命和反对派的错误》一书。中译文
收入《斯大林全集》第9卷。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学生中引起很大波动。1927年5月13日斯大林来到中山大学，与学生们座谈，回答了中山大学学生提出的十个书面问题，着重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国民党的性质、土地革命以及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
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斯大林针对拉狄克提出中国农村中的农民战争与其说是反对封建残余，不如说是反对资产阶级的错误论断，指出，如果中国没有封建残余，就不会有进行土地革命的基础。同时，他认为中国农村确实存在着商业资本，这种原始积累型的商业资本是和封建主、地主的统治独特地结合着的。在中国，统治势力是和商业资本势力结合的封建残余势力，地主的势力，军事与非军事的官僚势力，这些独特的条件构成了中国农村土地运动和土地革命的基础。
关于国民党的性质。斯大林批驳了拉狄克断言国民党是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错误观点，指出共产国际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它是几个被压迫阶级联盟的政党。国民党不是小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党。拉狄克和一般反对派撇开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看不见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性质，看不出武汉的国民党即没有国民党右派的国民党是中国劳动群众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中心。
关于国民党的阶级组成。共产国际1926年12月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国民党的决议中指出国民党是包括大资产阶级在内的四个阶级的联合，斯大林认为这里说的不是一般大资产阶级，而是非买办类型的民族资产阶级。斯大林1925年５月说“国民党是工农联盟的政党”，则是从国民党将来应当成为什么的角度去论述国民党的。斯大林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无产阶级专政时，在工农代表苏维埃成立时，加入国民党是不适当的。
关于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斯大林批驳了马尔丁诺夫中国不经过“第二次”革命也可能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说法。首先，武汉政府目前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其次，中国不可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平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因为中国革命的敌人强大；国民党的国家组织形式不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适当形式；俄国和平过渡的失败证明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平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
关于武汉政府进攻奉军。斯大林指出，武汉政府对奉军进攻有两个原因：第一，奉军向武汉进发，所以进攻奉军是刻不容缓的防御措施；第二，武汉派想和冯玉祥军队会师并向前推进以扩大革命根据地，这对于武汉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军事政治事件。
关于基马尔式的革命在中国的可能性。斯大林指出基马尔式的革命在中国是不可能的。首先，基马尔式革命是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民族商业资产阶级的上层革命，在其继续发展过程中实质上是反对农民和工人及阻碍土地革命发生的。其次，中国不可能发生基马尔式革命，原因有两个：第一，中国有一定数量的战斗的积极的工业无产阶级，它们在农民中间享有很高的威信；第二，在中国有展开了的土地革命，它正在扫除自己道路上的封建残余。
关于土地革命运动。斯大林指出提出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获得千百万工农群众的支援，才能打倒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是中国革命的力量所在。斯大林还对中国革命的形势进行了估计。认为把蒋介石的政变理解为中国革命的低落是错误的，革命总是曲折前进的，蒋介石的政变使一些地区遭到局部的失败，也把国民党的核心向左推移，“事实上整个革命已随蒋介石的政变而进入其发展的更高阶段即土地运动阶段”。
关于在中国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权问题。斯大林指出现在在武汉政府活动地区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就意味着成立反对武汉政府的起义机关，显然是不适当的。在土地革命开展以后，在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必须成立苏维埃。斯大林批评了反对派要求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和武汉政府的错误，指出共产党不能退出国民党，还要保证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和国民党外的领导作用。
关于在中国成立正规红军的问题。斯大林指出，从中国革命的前途来看，必须注意这一问题，但从现实来看，用红军去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因此一方面要改善现有军队，实现革命军队化，另一方面以革命农民和革命工人为基础组成新的革命军团，以发展成为红军的新的军队的核心。
关于夺取中国企业和外国企业。斯大林指出，夺取中国企业的时机尚不成熟，将外国企业收归国有也是将来的问题。现在的任务在于全力进行土地革命，保证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巩固武汉，把武汉变成中国革命斗争的中心。
这次谈话涉及的中国革命问题相当广泛，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所阐述的某些思想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斗争具有一定指导作用。但斯大林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认识不足，对武汉政府寄予过高的期望，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