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性（understanding）

对对象的本性或内蕴的直觉、洞察或体悟能力。康德和黑格尔从哲学的角度对悟性各自做了阐释。康德认为人具有三种先天的认识能力，即“感性”“知性”（又译为“理智”“悟性”）和“理性”。人们的一切认识都是始于感觉（感性），经由悟性，最后达到理性。他给悟性下了丰富的定义并予以阐释：如知识之自发性、思维之能力、概念之能力又或判断之能力等。凡此等定义，如果真切地理解它，其意义实际上相同。可以表识为规律之能力。这种识别特征更有效用，而且更近于悟性的本质。感性给人们以直观的方式，而悟性则给人们以规律。悟性为了在现象中发现某一规律，因而经常着眼于现象的研究。康德虽然把感觉、直观当作知性即悟性的前提，但他认为悟性自身为自然立法，悟性作为一种在现象中发现规律的能力，将杂多的感性材料综合统一起来。除了悟性以外，绝不可能存在自然界依据规律而实现的杂多的综合统一。因此，悟性自身乃是自然法则及自然方式统一的根源。范畴只能来源于悟性，与感性毫无关联。源于悟性范畴的实在性、实体性、因果性、交互性是先天的，有其普遍性与必然性。可见，康德的悟性不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洞察、体悟客观事物，把握其客观规律的能力，而是人自身所固有的、凝固不变的、先验的认识能力，由此陷入了先验唯心主义。他认为人所认识的只是现象，而理性所研究的对象——宇宙、灵魂、上帝即自在物，因自在之物没有经验材料，是不可知的，从而又陷入了不可知论。

黑格尔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基本原则出发，批判康德割裂思维与存在、现象与本质的二元论和不可知论。黑格尔认为悟性和理性的差别，表现为认识的低级形式与高级形式的差别。悟性思维是“有限的思维”，与物自体之间有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物自身是我们所不能达到的彼岸，因此，悟性是不能把握对象的本质的。黑格尔认为，“普遍”作为普遍并不是存在于外面的，“类”作为类是不能被知觉的，星球运动的规律并不是写在天上的。所以普遍是人所不见不闻，而只是对精神而存在的。人们的感性、悟性只能认识“有限事物”或个别事物的现象，而不能把握事物的“普遍”、规律或本质，事物“存在的根据”是由“普遍神圣的理念”决定的，只能靠理性来把握。康德和黑格尔的悟性与理性思想，对劳动人民是一支麻醉剂，误导他们将自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受到的凌辱和剥削，视为纯粹的思想，认为其仅仅存在于自己的头脑之中，而放弃现实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康德、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悟性观，揭露了它成为劳动人民精神枷锁的实质。他们在《神圣家族》中指出，要想站起来，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而现实的、感性的、用任何观念都不能解脱的那种枷锁依然套在现实的、感性的头上，那是不行的。可是绝对的批判从黑格尔的“现象学”中至少学会了一种技艺，这就是把现实的、客观的、在我身外存在着的链条变成只是观念的、只是主观的、只是在我身内存在着的链条，因而也就把一切外部的感性的斗争都变成了纯粹观念的斗争。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理论的批判，重在对其所造成的直接危害的哲学基础的揭露。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强调，物质存在不依赖于感觉，物质是第一性的。感觉、思想、意识（包含悟性）都是按特殊方式组织成的物质的高级产物。列宁指出：一切知识来自经验、感觉、知觉。这是对的。但试问“属于知觉”的，也就是说，作为知觉的源泉的是客观实在吗？如果你回答说是，那你就是唯物主义者；如果你回答说不是，那你就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你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主观主义，陷入不可知论。不论你是否认自在之物的可知性和时间、空间、因果性的客观性（像康德那样），还是不容许关于自在之物的思想（像休谟那样），反正都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你的经验论、经验哲学的不彻底性就在于：你否定经验中的客观内容，否定经验认识中的客观真理。列宁强调对感性、知性（悟性）和理性相互关系的不同回答，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根本分野。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批评了所谓内省体验的唯心主义的经验论，提出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飞跃。毛泽东虽然没有直接论述感性、知性（悟性）和理性认识之间的联系，但他科学地阐释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创造性地论述了人的认识的两次飞跃，以及坚持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悟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