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庐山会议（Lushan Meeting in 1959）

1959年七八月间在江西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总结1958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读书、形势、任务、综合平衡、群众路线等19个问题要大家讨论。他认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综合平衡。为了使广大干部懂得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规律，毛泽东还提倡干部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

，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认识，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大跃进”任务。

从7月3日至7月10日，会议按协作区分6个组进行讨论。许多同志在发言中批评了“共产风”、高指标、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和不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错误，要求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1958年的经验教训。但在如何估计国内形势问题上出现了不同意见。毛泽东希望能在“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的评价基础上统一中央领导层的认识，努力纠正“左”的错误。

7月14日，会议印发了《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

，这份文件的基本精神是纠“左”，反映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认识，体现了党中央继续纠“左”的努力。但这份文件及其修改稿在会议转变方向后被搁置了。

庐山会议的转向是围绕彭德怀的一封信引起的。

7月14日，彭德怀致信毛泽东，陈述自己的意见。他首先指出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各国从未有过的，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然后着重指出了存在的问题，特别强调“浮夸风气”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这两个问题。在小组发言中，彭德怀也谈了信中的一些观点。

7月16日，毛泽东将彭德怀的信加上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标题，批示印发与会同志讨论。讨论过程中，许多同志对信的内容提出质疑或表示反对。但是，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等不少同志表示赞同信中的观点。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的信，指责“意见书”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纲领。从此，会议方向从纠“左”转为反右，集中批判彭德怀等的所谓右倾。

1959年8月2日至16日，召开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中央委员75人、候补中央委员74人出席会议。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其他同志14人列席了会议。

全会集中揭发批判所谓“彭、黄、张、周右倾反党集团”。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做了多次讲话，写了许多批语和信件。他指出，现在有一种分裂倾向，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反右的问题了。他指责彭德怀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带着“入股”而来的党的“同路人”。他对庐山会议的斗争性质做了错误的结论，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全会指责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妄图篡党夺权的纲领”，毫无根据地宣称彭、黄、张、周结成了“军事俱乐部”性质的反党集团，并牵连历史问题一起批判。

全会检查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情况，调整了经济指标。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四个文件，认定彭、黄、张、周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向党发起“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进攻。全会决定，将他们分别调离国防、外交和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同时保留他们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原来的职务，“以观后效”。

全会从纠“左”转向反右，根本原因在于党内对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没有形成一致认识，即使对已经觉察到的“左”倾错误，在认识上也很不彻底，很不牢固，以致发生大的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