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可以燎原》（A Single Spark Can Start a Prairie Fire）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一封答复信。即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应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1951年《毛泽东选集》第1卷收入此信时，将其题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对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做了删改。

当时，林彪以及党内的一些同志在对时局的估量上存在悲观思想，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是徒劳的，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毛泽东在信中首先批评了这种“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指出，中国是一个由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由此就发生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现象，有了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有了在四周是白色政权中小块红色区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毛泽东指出，在当时的中国，试图依靠单纯的流动游击方式，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任务。只有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也就是在局部地区内的革命政权）

的建立和发展，才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也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泽东在信中总结各地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把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概括为必须采取“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毛泽东认为，这“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

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针对党内一些人对时局的主观主义的估量，针对党内存在的悲观思想和盲动主义，毛泽东提出了如何判断中国形势的科学分析方法：“我们看事情必须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总之，毛泽东在信中客观地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基本矛盾，描绘了中国革命潮流的发展趋势，论证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道理。这封信进一步回答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问题。

毛泽东的以上论述，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学说的重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