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路线（the middle road）

抗日战争胜利后，某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物曾经鼓吹的政治主张。这一主张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的想法，企图在蒋介石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之间，寻找出第三条道路，即英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道路。

作为这一主张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国民主建国会领导人施复亮认为：“目前的政局是：国民党既不能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能用武力推翻国民党；而国际形势也不许可有一个完全右倾的国民党政权或完全左倾的共产党政权。在这种客观情势之下，惟一可能的正确的道路，就是恢复中间性的政协路线。”他主张，“在政治上反对任何形式的一党独裁或阶级独裁”；在行动上，“应当是和平的改良的，不赞成暴力的革命的行动”。为此，必须造成一个“强大的中间派”，在国共之间“取得一种举足轻重的地位”。

1946年6月，《再生》第118期发表张东荪的《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一文。该文提出：“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这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政的革命。”“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不要放任故不要资本家垄断，不要斗争故不要阶级斗争。”兼取“资本与共产两主义之中间”。这实际上是主张建立英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1948年1月，周恩来指出：“民盟由于抗战特别由于政协的机缘，客观上一时造成了他在全国的第三党地位，使他中间许多领导人物代表着中产阶级的想法，企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出第三条道路。”

但是，中国在战后面临的是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尖锐斗争。客观形势决定了人们没有走中间路线的余地。特别是持有中间路线想法的人们，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一接触到实际斗争，尤其是内战重起，就使他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选择道路，而不能有其他道路”。青年党、民主社会党跟着国民党走了，民盟的大多数则是靠近共产党的。

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组织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同年11月6日，民盟被迫解散。这一事件，宣告了“在蒋介石统治下进行任何和平运动、合法运动、改良运动的最后幻想归于破灭”。

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宣告中间路线“行不通”，明确表示要与中共“携手合作”。其他民主党派也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