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蒋抗日（force Chiang Kaishek to resist Japan）
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及时采取策略方针调整的一个关键步骤。中国共产党策略方针的转变历经抗日反蒋、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过程。
1935年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同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分析了国内阶级关系已发生变化的形势，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虽然此时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对日态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对红军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在此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不可能立即放弃反蒋的政策。尽管瓦窑堡会议仍坚持“抗日反蒋”方针，但它分析了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国民党内部可能产生分化，党要根据这一矛盾的发展变化，采取适当的策略。显然，这一认识为后来提出“逼蒋抗日”的方针奠定了思想基础。1935年华北事变后，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一方面打算利用苏联牵制日本，为此它与苏联政府的关系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在坚持以军事力量消灭共产党为主的方针下，也打算利用抗日的旗帜，以极苛刻的条件同共产党谈判，想以和平的方法达“溶化”共产党之目的。针对形势的变化，1936年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第一次公开地把国民党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5月5日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其为“蒋介石氏”。这实际上是公开宣布党的抗日反蒋政策已开始向逼蒋抗日政策转变。6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二中全会，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8月12日，中共中央在《张闻天等关于今后战略方针问题给朱德等的电报》中“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提出“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号召”。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强调“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为了使全党了解放弃反蒋抗日口号的必要性，同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同年10月15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单方面发布停战命令，决定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党军队的任何进攻，仅在被攻击时，才采取必要的自卫。26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46人，联名给国民党在西北的高级将领写信，提出红军“誓与你们合作到底”，并承诺在抗日战线上，红军愿担任一定的战线；在作战指挥上，红军愿服从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在未征得“抗日友军”的同意时，红军决不开入“抗日友军”的防地。为落实“逼蒋抗日”方针，中共中央颁发了调整各种政策的文件，如在发布的《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中，提出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的必要性。又如1936年9月17日规定不没收富农土地，保护大小工商业，不没收积极抗日的军官与地主的土地、财产等。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形成了西北地区国共合作抗日大联合的局面。同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促成事变得到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接受联共抗日的条件。
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策略方针的转变，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进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进行提供了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