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问题简评》（Notes on Contemporary Themes）

斯大林关于国际时事问题的文章。写于1927年7月24—27日，最早载于1927年7月28日《真理报》第169号。中译文收入《斯大林全集》第9卷。

1927年4月国际形势变得复杂起来，反苏活动接连发生，苏联驻北京使馆被袭击，英国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及一切商务往来，苏联驻波兰大使在华沙被刺等等。与此同时，中国革命也接连遭受挫折，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事变，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也公开叛变革命，镇压中国共产党，屠杀共产党员。在这种形势下，联共（布）党内反对派联盟借机攻击党和共产国际的方针政策，特别是汪精卫叛变革命后，指责共产国际的政策导致了中国革命的暂时失败。为了统一党内思想，帮助全党更清楚地认识革命形势，反驳反对派的攻击，斯大林写了这篇文章。

全文分为两个部分，斯大林分别对战争威胁和中国革命的问题进行了论述。

关于战争的威胁。斯大林指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是现时的最基本的问题，这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势力此消彼长使得最近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所划分的势力范围已经“过时”了。帝国主义国家在争夺产品销售市场、资本输出市场和交通线路上的矛盾正在增长，帝国主义国家与附属国的矛盾也与日俱增，这都表明资本主义的危机在不断加深，而苏联的存在只不过使得危机更加尖锐化了。帝国主义正在准备新的战争来消灭危机，可是由于苏联和平力量的存在，特别是帝国主义担心彼此之间的战争会使帝国主义链条遭到新的突破，并没有马上开始新的厮杀。帝国主义国家企图结成统一战线，进攻苏联，以牺牲苏联来解决资本主义的危机。首先倡导形成反苏联联盟的是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战斗参谋部——保守党，其作为主谋煽动雇佣他国，策划了一系列的反动事件特别是反苏事件。在三个对苏联的打击事件失败之后，英国保守党开始变本加厉地策划新的反苏活动，包括组织对苏联的经济封锁，密谋反苏战线，支持苏联的内部反动势力，破坏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等。而苏联的任务就是要在欧洲各国敲起新战争威胁的警钟，提高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和士兵的警惕性，鼓动他们有准备地不断地组织反对新战争的种种活动。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实行和平政策，不顾敌人的挑衅和对苏联威信的伤害。要加强国家的国防力量，发展国民经济，改善军事工业和非军事工业，提高工人、农民和士兵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警惕性。要巩固后方，惩治“恐怖分子”和“暴徒”。而反对派在党和国家面临战争威胁时还对党进行攻击，是没有任何意义和不负责任的。

关于中国。斯大林指出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了新阶段，应该对走过的道路做出总结，并检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路线问题。他批评反对派忘记了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批驳了反对派的指责，批判了反对派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所犯的种种错误。他指出，正确地领导革命，还是要回到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第一，在共产国际给各国工人运动做出指导性的指示时，一定要估计到每个国家的民族特殊的东西和民族独有的东西；第二，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一定要利用最小的可能以保证无产阶级有数量最多的同盟者，即使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也好；第三，一定要估计到这样一个真理，在政治上教育千百万群众，只有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必须要有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共产国际正是按照这些原则来领导中国革命的，但是某些“领导者”却忘记了这些原则：

第一，天真地相信用共产国际的一般原理，不顾及中国的实际和特点，就可以用电报实现对中国的领导。他们不懂得在各国的共产党已经成长起来并成为群众性的政党之后，就需要把本国本民族的特点与共产国际的一般原理相结合，而不是千篇一律地用一般公式来忽略具体条件，造成共产国际和各国实际革命运动相冲突。反对派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主要任务、国共合作等问题的看法不断被中国革命的实践所否定，不得不承认共产国际的路线。

第二，无产阶级的同盟者的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按照列宁主义策略原则，共产国际认为在革命的第一阶段上，革命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广州时期），无产阶级的同盟者是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而中国革命的特点是这个联盟是在国民党这个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内共同进行工作的，这段时期扩大了革命地区，成立了公开的无产阶级组织，发展出了无产阶级政党，成立了农民协会，共产党员渗透入军队。实践证明了共产国际主张的正确性。第二个阶段，蒋介石和民族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阵营，革命中心由广州转移到武汉，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变成了农民、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时共产党的任务是将武汉国民政府推向左边，使其成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核心。这段时期共产党由小党成长为拥有数万党员的大党，工会成为全国性的团体，农民组织扩大，土地运动发展规模宏大，共产党争得了公开组织革命的可能性并且成为土地革命的领导者。尽管中国共产党还不善于利用外部条件，并且也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但是已经成长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虽然中国共产党失去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同盟军，却将城市贫民和农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所以共产国际在这一时期的领导也是正确的。至于反对派指责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政策导致了武汉国民政府转向反革命和革命第二阶段的失败，斯大林指出，正确的政策并不总是导致对敌人的直接胜利，而是决定于阶级力量的对比、革命力量的显著优势、敌人阵营的瓦解、有利的国际形势等条件。所以反对派正是没有理解列宁的第二个原则，指责了共产国际的路线。

第三，更换口号、更换口号的程序和方法问题。其涉及的问题是如何将口号变成群众的口号，以把群众引导到革命的立场上来，使群众相信口号的正确性，这种相信不能是只靠宣传和鼓动，要让群众基于自身的政治经验来接受口号，就像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口号的变化正是根据群众的接受能力来变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半年前支持武汉国民党政府和现在“打倒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的口号都是正确的，半年前的武汉国民党政府还在发挥革命的作用，还没有将自己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府的作用完全发挥，在人民群众中没有彻底丧失威信和名誉，这时候反对它只会让党脱离群众。而如今其反革命的性质暴露无疑，站在了广大工农群众的对立面，提出“打倒武汉国民党领导集团”的口号在群众中会得到积极的响应。而反对派不承认这个原则，从1927年初就一贯地破坏这个原则，他们从不根据人民群众的认识和意志来做相应的调整，忽视了客观事实。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前景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革命的这次失败与俄国共产党在1917年7月遭受的失败程度相仿，如果中国革命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新的高潮，就可以提出建立苏维埃的政权了，但是决不能冒进，要向群众宣传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思想，使群众有了实际的需要，而反对派不顾实际地提出建立苏维埃的口号是过于冒进的。斯大林总结说，反对派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就是脱离了列宁主义的策略，是“过左的”冒险主义。

斯大林的这篇文章对于统一联共（布）党内思想，正确认识国际形势产生了积极作用。文章所阐述的列宁主义的策略原则，捍卫了列宁主义，对于各国共产党在革命中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