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Revolution in China and Tasks of the Comintern）

斯大林1927年5月24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第十次会议上所做的演说。最早载于1927年5月31日《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0期。

中译文

收入《斯大林全集》第9卷。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是在极端复杂和日趋严重的政治形势下召开的。当时中国革命走向危机，苏联外交遇到了困难。联共（布）党内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反对派借机攻击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特别是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攻击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所实行的路线、政策。反对派在1927年4月至5月间曾先后提出了三个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提纲，交给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为了挽救中国革命，回答托洛茨基等的责难，斯大林在全会第十次会议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著名演说，尖锐地批判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有关中国革命的错误观点，阐述了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路线，阐释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武汉政府以及中国工农代表苏维埃等相关问题。

文章以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联盟不断进行派别言论行为的谴责开头，指出反对派粗暴地破坏了1926年10月16日的声明，歪曲了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立场，认为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坚持支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斯大林指出，当中国革命还是全民联合战线革命的时候，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坚持的不是支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而是利用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当中国革命已成为土地革命而民族资产阶级离开革命的时候，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坚持和资产阶级进行武装斗争的策略。

关于中国革命的意义和性质。托洛茨基反对派认为中国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不是目前中国革命的基本发条，是次要的、并不大的、只配放在引号里面的力量。中国革命具有民族资产阶级性质，

其基本原因是中国关税受帝国主义国家控制。中国革命主要是所谓反关税的革命。对于这种观点，斯大林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批判：第一，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是中国国内压迫的主要形式，封建残余是现时在中国引发土地革命的主要原因，中国农村中的封建残余和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是现在土地革命借以发生和发展的基础；第二，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全部财政和军事的力量，是支持、培植封建残余及其全部军阀官僚上层建筑的力量；第三，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第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结合；第五，托洛茨基反对派忽视农民、忽视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用，这一特点造成反对派在中国问题上的基本错误，从这个基本错误中产生了反对派的其他一切错误，产生了反对派在中国问题提纲中的一切糊涂观念。

关于武汉政府。首先，斯大林指出现在的武汉政府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随着革命进一步发展取得胜利时，有机会发展成为这样的机关。其次，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认为武汉政府是空架子，不是革命运动中心的错误说法。指出武汉政府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为了保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党内、党外的领导作用，必须支持武汉国民党，共产党人必须参加武汉国民党及其革命政府。最后，斯大林批判季诺维也夫认为武汉国民党是1920年时期基马尔派政府的错误说法，指出基马尔派的政府是反对工人和农民的政府，是没有而且不能有共产党人位置的政府。

关于中国工农代表苏维埃。托洛茨基反对派建议在中国立即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作为组织革命运动的中心。斯大林明确表示反对。第一，基于目前中国的形势和作为革命运动中心的武汉国民党的存在，以及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后两个提纲的指示，中国目前立即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是不适当的；第二，工农代表苏维埃只有作为起义机关，作为新的政府机关，才能变成革命的中心，才不会变成空架子和现存政权的附属品；第三，托洛茨基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忘记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仅处于发展的第一阶段，没有看到目前的左派国民党尚有反对中国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作用。斯大林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可能和平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国民党也不是适合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组织形式。斯大林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时期必须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为此，首先要开展土地运动，要巩固武汉、帮助武汉战胜反革命，要在各地广泛发展农民协会、工会和其他革命组织，要巩固共产党在农民和军队中的势力。在一定时期和条件下，才允许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资产阶级一起参加一个共同的革命民主政党或一个共同的革命民主政府。

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两条路线。斯大林指出，共产国际的路线是：封建残余和依靠封建残余的官僚上层建筑的存在是中国的基本现状；中国正经历着既反对封建残余又反对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武汉国民党和武汉国民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中心；共产党人参加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并在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起到领导者作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过渡时期必须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路线是：封建残余在中国微乎其微；不清楚土地革命的意义；中国的革命主要是争取关税自主的革命；武汉国民党和武汉政府是“空架子”或者是基马尔主义；在中国立即成立苏维埃。

演说关于中国革命意义和性质的分析对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重视农民问题有积极的影响。但是演说过高地估计了汪精卫集团控制的武汉政府的革命性，对其叛变革命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客观上也助长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发展。